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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重构

李凌云
论文摘要：
在《劳动法》颁布1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进行全面的审视。本文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劳动关系立法模式和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劳动关系立法模式和协调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
1994年7月5日我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一部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这部《劳动法》顺应了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需要，为全面施行劳动合同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也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逐渐转化形成了为一种三层次的调整模式，即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但是，由于当时立法者观念的局限和立法技术的落后，这部《劳动法》还存在着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深深触动了以往的固有劳动关系基石，引起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我国的劳动关系已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而现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固有缺陷，直接影响了当前劳动关系的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呈现以下特点：1、劳动争议数量直线上升。从统计来看，劳动争议的发生率逐年上升，2000年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达到204605件，是五十多年来案件数目的总和。以上海为例， 1995年至1998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三年翻一番，而1998年至2000年两年又翻了一番，2001年达到13，000余件。2、劳动争议的处理呈现诉讼化、信访化的倾向。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以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1995、1996年近30%左右，1997-2001年近50%左右；上海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去年曾对2297件劳动纠纷案件进行分析，发现80%的问题是有法可依的，但其中只有27%的人愿意走法制道路，另有35%的人不置可否，更有38%的人则表示宁愿找有关信访部门。3、劳动争议基本归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前者是一方或双方违反合同约定引发的。后者是指当事人因不满现行法律而提出高于法定标准引发的。目前利益争议大多为群体争议，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据统计，2000年我国集体争议8247起，发生在非国有企业的占66%（转引自《不公平的规则》）。部分案件的当事人采取围哄政府机关、堵塞交通、请愿示威等方式要求解决自身问题，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及行业、区域的相互效仿，引发不安定因素。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现状已经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
上述特点只是我国劳动关系存在问题的表象，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法治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劳动关系的立法模式（即法的制定）和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即法的实施）两个维度展开。

（一）我国劳动关系立法模式
1、从立法的形式上来看
目前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国性的专项立法如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台；国务院只有少量的劳动行政法规；劳动部则先后颁布了大量的部门规章，以“通知”、“复函”的形式对《劳动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在这些国家级立法中，不仅有许多滞后的规定，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抵触的现象。而在地方一级，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因而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另外各地劳动行政部门还会制定大量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立法理念上大相径庭、立法水平上良莠不齐，这样的立法现状使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在全国范围内极不均衡。
2、从立法的内容上来看
国际上通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
（1）宏观层次上：我国对于工时、工资、休假、妇女及未成年工的保护都有比较完备的立法。而现在普遍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我国的基准法水平是高还是低。国外资本看中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其实，我国劳动力只是显性成本低（工资水平偏低），而隐性成本（企业负担大量的社会福利职能）却很高。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隐性成本向显性成本转化，显性成本将不断上升，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水平相比较才能得出准确的答案。而有些学者以为强调通过提高劳动标准的方法来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2）中观层次上：我国在企业范围内整体推行集体合同制度，自《劳动法》颁布实施以来，至今不足十年。与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集体合同制度，不仅起步晚，而且立法滞后，目前只有劳动部《集体合同规定》等几个部门规章，而《集体合同法》尚未出台，影响了这一制度实际作用的发挥。我国企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集体合同签约率很高，但是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常常照搬照抄劳动法律法规，不能体现企业的实际状况；集体协商的内容也多局限于工资方面，而不能就员工的工时、工资、福利待遇等进行全面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工会还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扮演着企业内部福利部门的角色。
（3）微观层次上：一方面是传统劳动用工形式遗留的问题。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即4050群体，男50周岁以上，女40周岁以上）涌向社会，城镇失业率不断攀升，如何制定法律法规促进再就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些企业为了减轻包袱采取“买断工龄”的方式。在“买断”过程中，工人没有发言权，“谁去谁留”、价格多少，都掌握在少数经营者手中。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因此经常发生群体性事件；下岗失业人员成立的非正规就业组织是否应当依照《劳动法》执行，在实践中也是颇受争议的问题，需要立法者给出明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是经济不断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随着劳动力国际化流动的加快，用工形式更加多样化，用工规则也随之变化。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与国际通行惯例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事实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的问题在立法层面上还未获得解决；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我国应对各国通行的口头合同及相应的管理模式应加以研究，用更加便捷的合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各地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歧视待遇，无论是在劳动标准还是在社会保障方面都与本地职工有着巨大的差别，而当他们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又无人伸出援助之手。

（二）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其实根源于体制上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缺失与断裂。 劳动关系协调就是劳动权利义务的设定和维护，劳动关系协调的基本目的是既要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劳动关系协调不但是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不可取代的平衡仪、减压器，而且是促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经验与现代工人运动史告诉我们，只有协调、才能使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增加沟通，获取信息交流，达到最可能的利益平衡。
劳动关系具有层次性、系统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主要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劳动争议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劳动争议都应是在这一阶段消化掉的，此时劳动争议还处在“隐形状态”。后者是劳动争议的“第二道防线”，此时是劳动争议经第一道防线过滤，浮出水面后的解决机制。我国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机制之所以说不完善，其原因就是这两道防线没有发生作用。

（一） 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
就内部机制来说，其主要是劳动者、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是博弈。但：
1、 相当部分企业或多或少存在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其中有的企业是因为管理者缺乏劳动法方面的知识，而多数企业故意不执行或变相降低国家的当地规定的最低劳动标准，手段五花八门。许多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过程中很少甚至不听取工会、职工的意见，单方制定，强制执行。平时行政与职工、与工会缺乏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机制。发生矛盾后，许多企业态度强硬，完全没有经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来化解矛盾，而是放任劳动争议的发生。
2、 我国企业工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企业工会作为基层组织，了解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情况，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尤其是集体劳动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企业工会客观上作了大量工作，但在我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近90%的案件在纠纷发生后没有工会的协调，甚至很多企业没有设立工会，即使设立工会的，有些却成为企业的管理机构，完全听命于企业，而没有真正成为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使得企业行政与职工缺少沟通的载体，没有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
3、 我国雇主组织的职能也很不到位，既没有发挥“对内自律，对外代表”的作用，组织松散，又不恰当地试图以“二政府”的面目出现。目前雇主组织的活动几乎不涉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关系协调的内部机制处于瘫痪状态。
（二）劳动关系协调的外部机制
外部机制即调解、仲裁、诉讼和监察等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1、现行的调解制度过于“企业化”。企业内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于受雇于雇主，经济上不自由且缺乏权威，调解工作很难公正开展，协调作用几近丧失。而劳动者对于企业内部调解已经抱以非常不信任的态度，出现纠纷的苗头或者发生争议后，也不主动找企业内部调解委员会来解决。
2、政府“退位”后的“真空”引发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期间，劳动关系管理的模式由以前的“一竿子插到底”（政府-企业-个人）的模式转变为政府压缩管理空间以增加当事人双方协商空间的“间接管理”模式。政府从 “一线管理”退下来后留下一定的“真空”。本来，这个真空应该有所填补。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是由各级工会和雇主组织来填补，而我国的有关组织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已退位的政府又不得不在“重操旧业”，但是却往往“名不正、言不顺”。进退两难的政府有很多无奈。
3、仲裁制度过于“诉讼化”、“复杂化”。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以司法制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实行“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存在严重的诉讼化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劳动仲裁缺乏自身的特点，仲裁庭的组成没有真正体现“三方原则”。虽然法律规定仲裁庭由企业、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的三方代表参加，但是实践中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常常由于各种因素无法召集，现行的仲裁庭组成人员基本上是由劳动行政部门充当。二是劳动局与法院对同一法律法规产生不同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使用不同的口径。由于法院可以纠正仲裁的错误，但是法院如果犯错却无人纠正，使仲裁不得不向法院看齐。
3、法院司法不规范，过于“随意”。 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法规之间相互脱节。同时，在实践中又存在大量在劳动用工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规定，如下岗、协保等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因此，法院只能根据公平的原则来判决。另一方面也与仲裁及法院的各自为政、法律适用不统一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作为劳动争议的最后解决手段、劳动关系的最终裁判者，如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僵化地适用法律的规定，出现所谓“一边倒”的倾向，将不利于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干预企业自主的经营管理，使劳动关系丧失应有的活力。这与劳动关系协调的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
4、 劳动监察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近几年来，虽然劳动监察的力度不断加强，劳动监察的执法水平也不断提高，但监察不力的现象还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企业还大量存在着违反法律、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二是对于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加班工资且隐瞒相关证据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调查取证权的力度不够。这样不仅不能作出对用人单位罚款并支付劳动者工资及赔偿金的行政裁决，而且即使劳动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也因无法举证而败诉。三是对于企业资不抵债、经营困难而处于瘫痪时，企业投资方往往听之任之，劳动行政部门对此也不能主动干涉，或者企业故意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通过变换企业名称来逃避劳动行政部门的监察。劳动者为追索工资、办理退工手续而大规模的集体上访、申诉、诉讼，而因企业不到庭，事实难以查清，给争议的解决带来困难。
5、信访部门处理问题缺乏原则，带来负面效应。许多劳动者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不走正常的仲裁、诉讼程序，或者经过仲裁、诉讼程序后不满裁决或判决结果，或者仲裁诉讼与信访双管齐下，当事人同时或分别向有关部门重复上访率很高，经常引发群体矛盾。部分案件当事人还采取围哄政府机关、堵塞交通、请愿示威等方式要求解决自身利益，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及行业、区域的相互效应，引发不安定因素。正是面对这种十分棘手的情况，有些部门就对劳动者进行“法外施恩”，搞“体外循环”，尤其在重大事件的重大时刻，往往不按法律办事，甚至已经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推翻判决另搞一套，负面影响很大。这些做法其实变相鼓励劳动者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劳动争议，虽然一件争议通过非司法途径解决了，但是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
加入WTO以后 ,劳动争议的解决应向着高效、便捷、公正的方向发展。而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劳动争议仲裁60天的时效太短，使许多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由于劳动标准不符合企业的承受能力而导致企业大面积违法，执法部门应如何应对；怎样解决“一裁两审”制度的低效率与迅速解决争议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仲裁是否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是否应建立民间仲裁、如何推进社会化仲裁机构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完善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改革建议
为了解决现存的问题，引导我国的劳动关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避免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在我国现行劳动法规政策无法及时完善的情况下，针对我国劳动关系的普遍性问题，首先可以通过改善相关部门的工作，完善多方协调机制来解决。

（一）劳动关系的立法模式改革
1、 立法的形式
我国加入WTO后，更多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和透明，我国应以此契机加快立法的步伐，完善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提高立法层次，尽快制定全国性的专项立法，条件成熟时争取制定“劳动法典”，使劳动法更加完善和透明化。
2、 立法的内容
（1）宏观层次：当前，僵化思想和政策的“二律悖反”是我国劳动关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我国为了片面的“保护弱者”，制定了较高的“劳动基准”，但是这却是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难以承受的。在上海市，劳动基准相对其他地区是比较高的。企业要担负本来应由政府担负的义务，严重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甚至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近来，上海的企业竞争力与外地和三资企业相比明显下降了，而和国外企业的竞争更是处于劣势。无法承受的劳动基准客观上促使企业普遍违法，例如广州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但是广州企业随意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况最为普遍，这就出现了“劳动标准最高而劳动者受益最少”的现状。另外，片面的“保护弱者”的反面就是忽视或者侵害“强者”的正当的合法权益。这严重的挫伤了企业的经营机制和企业的活力，从而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造成两败俱伤的“囚犯难题”。
（2）中观层次：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必须从工会的重新定位入手，使工会向职业化、社会化、产业化的方向转变。职业化就是工会的职能应当是单一的，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为唯一的职责；社会化是指摆脱企业工会的桎梏，发展社区工会等独立与企业的工会组织；产业化就是加强同行业工会的联合和自律，平衡企业行为和行政行为。上述思路虽然在2001年修改的《工会法》中初露端倪，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具体操作的层面。我国应当针对目前集体合同制度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制定《集体合同法》，详细规定工会在集体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权利义务，为工会转型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特别是对工会违反集体合同的责任应当进行明确立法。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工会不履行集体合同只承担道义和政策上的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正是由于缺乏强制性的、物化形式的责任约束，某些工会组织对集体合同的落实才漠不关心。
（3）微观层次上：我国的1995年《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规定还有许多与现行的劳动用工状况不相适应的地方。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使用越来越具有“雇佣”的性质，我国在劳动合同立法上应当摆脱完全向劳动者“一边倒”的倾向，应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灵活性，适当平衡用人单位的利益，避免人为地提高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规的难度。对于劳动合同立法的空白点应加紧填补。例如，《劳动法》中并没有对劳动者和经营者进行严格的定义，实践中出现了高级管理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的问题，我国应建立“雇主理论”，明确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非正规就业组织中产生的劳动关系等问题应尽早立法予以明确。对外来务工人员应当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其平等的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和获得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权利，从而为他们造就公平的就业环境。
基层检察院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新途径之探析

王 向 林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经济文化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大规模调整、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涌入司法领域的今天，如何在行使检察职能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从国家工作大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法律监督机关当前面对的重大课题。本人结合基层院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实践，从三个方面进行粗浅探究。
　　一、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转变执法观念是根本
　　执法观念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是固守单纯法律监督、就案办案、办案越多成绩越大的陈规老矩，还是创新思维方式把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同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机统一起来，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成效。执法办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化解矛盾的过程，陈旧落后的执法观念已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检察机关的新期待、新要求，必须从根本上予以转变。一要转变单纯的法律监督观念，树立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不用置疑的政治使命的思想。国家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目的就是要求检察机关担当起维护公平正义重任，在国家事务和全体公民中建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以保证社会政局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不断深入，各种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使刑事犯罪、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和各种治安案件持续高发，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检察工作领域。单纯的法律监督观念已不适应党和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因此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同时，要结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执法工作，深刻认识自觉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应确立的工作定位和工作标准。二要克服简单的就案办案观念，树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检察机关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的思想。执法实践证明，就案办案，不在办案（特别是办理因民事行为引发的伤害案件）过程中析事说理，以案释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会使矛盾激化，造成往往是前面的案件办结了，由此派生出来的案件又出现了。只有在办案中把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把维护群众的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点，把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作为检察工作的关键点，检察工作才能在执法中避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被动局面。三要转变办案越多政绩越大的观念，树立“案结事了”、“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是检察机关追求执法效果的根本目标的思想。执法办案的效果是什么，怎样衡量一个单位、一个人的政绩，曾有疑惑。不少同志认为：审理、查办的案件越多，说明成绩越大，一度出现批捕、起诉评先进以审理案件多少为标准，自侦部门立功授奖，以查办案件数量为尺度，忽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效果是要充分体现化解冲突、消除矛盾、案结事了、定纷止争、息诉罢访、维护秩序的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本人认为，衡量法律监督工作成效，不仅要看办理了多少案件，开展了多少次专项斗争，接待了多少群众诉访，更要看化解了多少矛盾，是否做到了“案结事了”。要坚决摒弃过去那种案件审结不少、矛盾消除不了，查办案件不少、群众诉求不断的片面追求办案指标的被动做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落实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二、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突出办案效果是关键
　　社会处于深刻变革的今天，人民内部矛盾凸现的诱因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盘根错节，纷繁复杂。如何争取化解矛盾的主动权？本人认为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注重三个效果统一时必须把讲究办案社会效果放在突出位置，以人为本，尊重人们的平等地位、合法权益，遵循执法想到稳定，办案想到和谐。坚持亲民、务实、公平、正义，把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着力点放在加强控申接访，讲究政策策略，坚持释法说理上。
　　加强控申接访就是要求从接访工作入手，积极探索解决涉法涉检上访问题的有效途径，认真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有效地将各种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止息在检察环节。针对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涉法涉检上访增多的特点。一要注重窗口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从规范工作程序入手，在信访接待工作中推行“五心”（爱心、热心、诚心、耐心、细心）、“一化”（人性化）、“五不准”（不准大声询问、不准推诿拖拉、不准指手划脚、不准只听不记、不准敷衍搪塞）工作方法，要求干警树立文明接待意识，对来访者热情接待，做到递茶、让座，使其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营造和谐文明接待氛围。二要严格值班制度，做到有访必接。无论什么情况，控申部门都有至少两名干警在接待室负责接待工作，不能出现因接访不到位使到检察机关上访求助的群众吃“闭门羹”。认真落实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坚持变坐堂接访为带案下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巡访，着力解决信访积案和难案。三要落实首办责任，做到有案必办。现实生活中，群众普遍认为检察机关是控告申诉的最好去处，因而有关法律方面诉求往往找检察机关的多，对于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权益的举报控告、刑事申诉和赔偿等处理不好，便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或越级上访。在信访接待中必须认真落实首办责任，采取定专人、定期限、定责任的方法，对群众有关涉法涉检上访案件做到每件必查，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只有这样，社会矛盾化解从源头治理才能得到落实。
　　讲究政策策略，就是要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谋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宽严相济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在执法过程中，把这一重要政策贯穿办案全过程，无论是批捕、起诉审查案件还是自侦部门查处案件，都要充分考虑案件的特定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综合因素，准确把握和充分用好这一政策，即不片面强调从严也不片面追求从宽，对那些严重暴力犯罪，坚决依法从严，对具备从宽情节的，从尽量减少社会对抗角度出发依法从轻，不单纯地从执法角度出发来处理案件。对每一件案件的审查和处理，都要看是不是化解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能不能促使双方当事人息事和解，会不会引起新的上访诉求，从政策策略上讲究办案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矛盾化解。
　　坚持释法说理，就是在严格公正廉洁执法的同时，坚持理性平和、调解疏导、教育引导双方当事人依法维权，有序维权，合理表达诉求，让当事人了解和理解繁杂的法律规定和深奥的执法原则，促使矛盾纠纷当事人接受检察机关执法决定进而罢访息诉，把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
　　三、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完善执法机制是保障
　　一是整合接访衔接协调机制。执法实践证明，大多数申诉人的愿望在未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通过缠诉或继续上访形式反映诉求，导致检察机关常常要面对大量的息访息诉工作，基层院各业务科室分散式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此，必须建立各业务科室衔接协调接访机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联系制度，实行检务接待一站式办公，把各业务科室和检务接待工作连接协调起来，整合接访资源及各类检务来访接待工作，对来访人提出的问题及时办理和答复，以此提高便民诉求程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建立司法诉求通报机制。社会深刻变革的今天，大量的非管辖类的司法诉求进入检察机关，对那些既不能推诿，又不能化解的群众诉求，基层检察院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纪检、监察以及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在这些单位聘请信访联络员，依托信访网点，通报信访信息，共同做好息访息诉工作，解决群众司法诉求，化解矛盾纠纷。三是完善案件线索风险评估机制。自侦部门在对案件初查前，对其线索要进行风险综合评估，不仅要评估线索的成案率，更重要的是评估初查可能带来的矛盾。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案件的办理，要进行“三个效果”的评估，防止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对查办案件中引发出的新矛盾，要组织检察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诉求，把排查化解矛盾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四是推行刑事和解机制。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在坚持公正执法、规范执法行为的同时，对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对因民事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推行刑事和解，是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基层院要依法用足用活。如本县石包乡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为浇水与同村村民赵某发生争吵，继而发生厮打，在厮打中张某将赵某的左小腿踢成骨折，构成轻伤，赵某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张某刑事责任，并赔偿损失2万元。公安机关建议赵某到法院自诉，赵某不同意，公安机关经多次调解，由于双方争吵激烈，一直不能达成协议。后公安机关以公诉案件报捕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我院没有放弃做化解矛盾的工作，为避免矛盾激化，达到修复邻里关系的目的，经侦监、公诉部门多次协调，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张某支付赵某各种费用15000元，赵某对张某表示谅解，不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依　　据《刑诉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对张某不起诉，使一起已经激化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实践证明，刑事和解是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效方法。五是推行不捕不诉听证制度。凡属不批捕、不起诉案件一律实行听证制度，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不批捕、不起诉权力得到正确运用，在正确运用检察权中使社会矛盾得到化解。
　　总之，基层检察机关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为目标，在检察工作中着力工作细节，遵循检察工作规律，不断创新检察工作机制，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