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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存废辨
——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高武平 430074


内容摘要：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一种法律传统。本文将介绍信访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考察，对其产生并存在的合理性及功能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对于当前关于信访制度存与废的论战的看法并提出信访制度变革之道。
关键词：信访制度 合理性 功能分析 变革

引 子
中国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冲突成为必然，并且体现为日趋增多的各类信访活动。自去年7月份以来，北京出现“信访洪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上访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使我国的信访工作和信访制度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后出台的——《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再次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既没有《行政诉讼法》，也没有《行政复议法》的时代，信访机构曾经发挥过“春风化雨”的作用。[1]如今，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我们不得不自问：现行信访制度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信访制度该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困境，社会各界中主张取消“人治的信访”呼声颇为强烈，也有人主张赋予信访职权并强化信访作用。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笔者将试图在下文中阐述自己对于这一存废论争的看法及解决之道。
一、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考察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2]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初期就积极鼓励人民用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党表达各种意见。1921年，安源煤矿的两个工人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象关心农民运动一样关心工人运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去煤矿了解情况，后来党组织派刘少奇去安源开展了工人运动。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来信都是中央领导人亲自批阅回信的，许多来访都是他们亲自接待的。1938年毛泽东还亲自处理了一起伤员要到延安集体上访的事件。[3]然而，这时候的信访活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偶然性的行为。信访作为一项规范性的制度真正形成还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注：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专职信访机构)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和业务范围，确定由哪级组织、哪个部门处理。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这一时期，信访机构开展了若干重要的信访工作活动，创立了领导接待来访日、县市长定期接见人大代表、与调解委员会合作、对集体上访妥善处理等方法。[5]很多地方信访部门还专门制定了工作规定。 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更多的是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信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访。而这段时期，正常的信访急剧下降，到“文革”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信访机构也大多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信访工作难有作为。“文革”结束后，国家机关逐渐恢复了信访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如1980年6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随后中央各政府部门、全国很多省市政府也陆续发布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暂行规定、守则等，这些标志着我国的信访制度的确立起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一向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是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新中国法律传统。[6]但笔者经过考察很惊奇地发现，在古代中国也存在一种类似于信访的制度——直诉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古代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最大限度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规定了直诉制度，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打破审级的限制，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诣阙上书”，即允许对已决案件诣阙直接申诉，方法包括直接到京师向皇帝告御状，或者将上诉状交到卫尉府所属的公车司马令，然后再上呈皇帝审阅，或者用邀车驾的方式直诉。到了晋武帝时期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到了唐朝，直诉的方式得到了更大的扩充，唐朝的直诉制度除了挝登闻鼓外，还有邀车驾（等同于近日的拦领导的车队）、上表（同今日的写信、电子邮件、传真）和立肺石等等方式，《唐六典》记载：“……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答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于肺石之下”宋代的直诉制度更加完善，对于诣阙投诉，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予以受理。宋代专门受理直诉的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受理，当事人还可以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明朝一代，则对于直诉的进行严格限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越诉，《大明律》规定越诉者“笞五十”。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将各地越诉人数纳入官吏政绩考核，一年越诉者过多，则罚主管官吏俸禄。到了明后期，颁布《问刑条例•越诉》规定，只有国家机密重事才准直诉，而个人之事则被禁止。而后的清朝允许当事人在出现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时，可以赴京呈控，成为叩阍，又称京控，俗称告御状。叩阍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等处。综观上述，自南北朝以降，均有登闻鼓直诉制度，各朝或有增补，比如邀车驾等等。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中华法系解体之后，这种直诉制度就不复存在了。根据现有材料，笔者无从断言，信访制度是否就是共产党人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然而，信访制度经过共产党人的改造、创新后，又与封建社会的“直诉”制度呈很大的区别：首先，信访的内容不像“直诉”那样仅局限于司法领域，现代信访的范围涵括了行政、司法等各方面，还包括为国家提供意见建议等事项；其次，古代的“直诉”制度有严格的限制，当事人要“告御状”，必须付出如“滚铁钉”的惨重人身代价，作为现代法律价值体现的信访制度则不存在这种情形；再者，古代的“直诉”制度，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手段而非制约国家权力的手段，但在新中国，信访制度不仅具有权利救济的意义，同时被赋予了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功能，同时也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之一，信访已成为国家与人民沟通、互动的纽带。

二、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功能分析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且不论这句话是否为真理，但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意义，信访制度的出现亦然。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7]不分析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其政治功能，我们就无法了解其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法对其存废之辩做出正确的评判。中国古代为了避免地方官吏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或者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致使受害者冤苦无处可诉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因而产生了直诉制度，允许百姓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这是古代中国“直诉”制度存在两千多年的合理性所在。那么现代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何在？学者强世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网络。这个网络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8]正是在这个技术组合的背景之下，借鉴古代中国的“直诉”制度，建国前零星的群众来信、来访表达意见，才会在新政权建立不久时被制度化为“信访”。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9]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10]《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11]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共产党“权力的组织网络”之中，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方法。“实践经验也证明，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有很大好处：可以经常地同成千上万的群众建立联系，了解各阶级、阶层的情绪和要求；可以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时解决当前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这就能够帮助领导机关随时发现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12]信访制度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出现的，它具有诸多功能，详言如下：
1.深化政权合法化。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在形式上取得了合法性，因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暴力革命成了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常规手段。[13]但建国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还需要论证，或者说，此时问题才浮现出来。如何确保国家政权对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的合法性，确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确立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这些都是新政权所面临的问题。群众来信来访，体现了共产党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反映了社会对新政权的认同状况。而信访作为一种常规制度的出现则反映了共产党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努力。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它能自证其合法性，同时还能以自身的合法性贯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样的道理，文革中淹没在“砸烂一切”狂潮中的信访制度，在文革后能迅速恢复并被完善，也出于当时新一代领导人急于确立合法性的需要。“文革”刚结束时，群众大规模上访，很快就超出了行政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中央加大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很多遗留问题，加上农村的改革顺利推行，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上访潮消退。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停滞，吏治问题逐渐突出起来，而运动方式已被中央明令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持续的信访就成了农民解决冤屈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化装置，它证明着政权的连续性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合法性。[14]
2.对官僚体制的监控。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最高领导人就非常警惕官僚体制的腐败问题，并以各种方式监督官僚体制，防止其腐败堕落、脱离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开展运动，信访制度在控制官僚体制方面只处在边缘的辅助位置上。在“文革”结束，运动方式被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后，信访作为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控制功能突现出来了。新中国有特定的思想和政绩考评标准对官僚进行控制，但这种控制会遇到很多障碍，比如官员之间的互相庇护，虚假的政绩工程等。这些障碍使得中央和上级官员无法准确了解下级官员的信仰坚定程度、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而信访制度可以作为中央和上级官员了解下级官员的一个非常规窗口。对信访所涉及的重大案件，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会派人到基层调查，这种调查也是对基层涉案官员的调查和了解。它绕过了中间的官僚阶层，实现了中央和上级对基层官员的监控。
3.化解剧烈社会矛盾。新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科层制：一方面，科层组织取代了各种传统组织，高度集权；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规范程序又未能充分发育。[15]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而掌握的信息又大量残缺，因此，变通就成为了这种科层制十分普遍，在相当范围和程度内被认可的运行机制。当国家高层对信访不堪重负时，便鼓励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将矛盾消灭在基层”，地方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但它所付出的代价是自行承担政策风险并处理实际问题。问题应当就地解决，这是上级的要求，随意将问题上交意味着要被上司指责无能。这样，变通处理就成了常规，“报喜不报忧”就成了各级机关之间的默契。然而，这样中央和上级机关就无法从官僚体制内部获取足够信息，以认定当前社会的剧烈矛盾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信访制度就充当了一种非常规的信息获取渠道。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通过对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绕过官僚体制，获取信息，认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程度。
4.贯彻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功能。在信访过程中，社会下层群众与国家官僚体制上层会有直接接触，官僚上层会以回信、说服解释等方式向他们宣传政策，还会动用相应的信访配套措施让信访群众明白国家的政策取向，同时实现社会动员。[16]
三、信访制度存废之辨——废与存的论争
信访制度诞生以来，对缓和社会矛盾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团结局面曾经发挥过“春风化雨”的作用。但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加剧、体制转轨时期所特有的规则缺失所引起的腐败、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出现。当前的信访现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又制约并引导着信访工作的方向，这使得信访制度与法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等作用基本上趋于弱化，信访方式亦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与政府抗争维权的主要手段，组织化、政治化、涉外化的信访倾向已经对社会和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此外，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运行，信访制度也凸显出它的制度瓶颈。这项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当前中国信访量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凡此种种，都使得以往被视为“安定团结”的阀门、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民意社情上达的途径——信访制度，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怀疑，关于信访制度的存废也就成了当前的热点。
（一）主张废的论据。[17]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情况，相反已是弊端丛生。主持这一课题的于建嵘博士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些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运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力。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其一，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其二，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2）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信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3）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便意性。由于对各级各部门的职责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各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信访领导体制虽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
（二）主张存的论据。如学者康晓光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亲民”和“仁政”的重要表现。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法治仍不完善，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将使广大公民丧失了权利救济的手段。一般的民众也存在这种忧虑，他们担心如果取消信访，民众与中央将无法沟通。主张存的主要是从信访的民主权利价值属性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环境下信访制度的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出发来阐述信访不能取消的理由。
（1）信访是公民表达自由的一种途径，是公民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也是现代宪政制度的起点，它是一种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表达自由；这种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当然这种权利也受到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和道德”的限制。信访是实现表达自由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由于这一《公约》是保证《世界人权宣言》具体实现的基本人权公约，这说明我国政府基本上认可表达自由的概念及保护表达自由的法律意义。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就为信访制度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此外，在1982年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党政机关信访工作的暂行条例》（草案）中的第二条也规定了，信访是宪法的民主权利。只是后来由于种种考虑，在1995年出台正式的信访条例删去了这条规定。既然信访是公民的一种重要表达自由的途径，是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就是不可被取消的。主张取消信访制度也就是剥夺了公民的该项民主权利。
（2）信访是个体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公民监督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有效途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迅速膨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制衡、监督国家权力，是宪政的重大课题。从信访活动的实践来看，当前社会上一些热点问题的集体信访，如：拆迁、非法集资、社会保障、企业改制等，都直接因行政不当、违法行政而引起；再加上行政诉讼执行难、行政干预企业破产等行政干预司法的间接原因，导致现时信访事件的焦点集中在行政机关。此外司法不公也是信访中的大头，虽然还远比不上行政违法所占的比例大。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浓厚行政传统、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进程以及急于向法治转型的国家中，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规则的缺失所引起的种种行政违法、社会不公现象频频出现，通过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显得特别重要。
（3）信访是反腐倡廉的信息源，也是公民监督的重要内容。[18]信访制度的存在，成为反映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情况的一种主要渠道，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信息源。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大量违纪案件中，有90%以上的案件线索是通过信访举报渠道获得的。据公开资料显示，从1994年1月到1995年6月，65个中央国家机关的纪检监察机构，共收到信访举报68983件次，这些信访举报为中央国家机关查处各类违法乱纪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这也符合中央的“民主反腐”的思路。

四、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
面对中国目前的信访制度的困境所引起的存废之辩，学界现在主要有两种变革的观点：一种可以被称作“休克疗法论”，[19]其支持者主要是主张废的学者，他们认为应取消大刀阔斧削弱甚至干脆取消信访系统，而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比如于建嵘就认为，克服司法腐败远远要比克服信访造成的危害容易得多，“我们最终需要的是法治，不是清官和领导批条，与其投入人力、物力加强信访，不如拿这些精力去加强司法。”另一种可以被称作“要权论”，认为信访之所以出现困境是因为信访接待部门缺乏权利，所以突破口在于赋予信访职权并强化信访作用。如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主任张彭发就坦言，“权力有限是信访部门的问题之一”。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也主张对现行信访制度进行改良，他认为由于现行信访条例没有涵盖立法、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才造成信访部门没有权力履行条例上的承诺。对于存废之争，笔者认为信访制度困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长期沉积问题的暴露，是我们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力在短期内解决大量公民权利方面的积压历史欠帐，也是我们依法治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的。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能靠压制甚至试图消灭上访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信访制度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确有其必须存在的理由。但对于如何变革，笔者并不赞成单纯的“要权论”，信访制度的困境，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性制度危机。这其中有的涉及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诉讼成本问题、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也有的涉及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普及法律知识、防止当事人诉权滥用等等问题，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纯的“要权论”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找到出路。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艰巨和复杂，以为只需要强化某个机构，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上访问题，只能是徒劳。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而整合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制度应有的作用、实现司法独立、维护表达权和抗议权等基本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大力发展网络信访才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信访制度变革之道必须从以下几处着手：
第一，整合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成立独立的监察信访局。当前由于我国信访机构庞大而分散，但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加之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使得信访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因此，赋予相应的处理职权，成为现行信访制度自我完善的首要之举。这也是当前“要权论”主张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我国已经存在纪委监察等一大套监察处理机构，这必然会突破现有政治体制，并不可避免带来机构之间的权力冲突，而且有机构增加之嫌。考虑到信访机构所具有的民情上达及反腐信息源的作用，以及监察部门的处理权力。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国外通行的申诉专员制度，考虑将现有的政府信访机构与监察机构合并，成立独立的监察信访局，专门受理涉及政府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及国家公共事业运营机构的各类投诉和求决，向各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20]这样，一来可以改变以往信访机构无权解决上访问题的弊病；二来又不至于堵塞信访这一反腐倡廉的信息源渠道；三来不至于出现国家机构的再一次膨胀，这才符合我们政府机构改革的取向。今年8月，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使各信访部门之间得到协调并使上访的问题能够得到有力的解决。但“联席会议制度”只是治标之策，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整合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成立独立的监察信访局，使之成为一种常设性的工作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缺乏统一协调、无权处理的问题。
第二，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制度应有的作用。切实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作为我们国家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制度程序设计本来是最有力于监督政府，传达民意的，可在上访时很少有人会去找各级人大去反映问题。这里有两层原因，一是上访群众的普遍经验和观念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人大是橡皮图章，找人大不管用。二是人民代表脱离群众，从选举阶段开始往往就流于形式，大量都是单位组织推荐和选区党委安排的“戴帽代表”。所以几年前就有很多人提出建议将与其将信访作为“信转”，不如将信访的职能划归人大，切实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如果人大代表对选民的权益，尸位素餐，选民就可以提出对人大代表的罢免，重新选拔能够反映他们呼声的人大代表，这样让公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冤屈和诉求有制度化的反映渠道。而且强化人大系统是在不影响我们制度根基的情况下完善民主的最稳妥和最简易的突破口。人民代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恐怕有几十万，他们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听取民声、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作用，信访案件的大部分问题有可能解决。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人民代表(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每月应设固定时间和地点接待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建议和帮助选民解决有关他们自己难于解决的问题或为他们解决问题提供咨询。[21]从而在制度上解决国民的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减少街头表达的可能性。
　　第三，公众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来就不乏个人秉公执法的青天大人形象，但一直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今天的上访制度的困局其实反映了一方面政府权力网垄断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又无法消化全部社会矛盾的现实。而这种垄断的权力网有时自身就造成了对公民的伤害，所以才产生了大量民告官的案件。如果要让公民对法律的公正怀有信心，不是针对一两个人的腐败，而是针对制度性的痼疾，首先要确保法官判案不受行政权力干扰的独立，而法院完全站在政府一边时，很难想象公正如何被保证。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而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人民法院受党的领导在实际上成了受地方党委领导，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地方党委、人大机关和政府可以把法院视为同级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政法委可以通行无阻的给法院定调子、批条子。法院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听命于地方党委及领导个人，而且还要直接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地方中心工作甚至为强制拆迁、违规征地等违法行政活动保驾护航。而这种司法不独立和法院官僚化，也加重了公民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只有采用诉诸政治权威的方式讨公道。当前包括司法系统内部对于司法独立的呼声都日益高涨，但这种呼声往往被唱跑了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司法独立是独立于强权对于司法的干扰，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否则就会产生更大腐败。一定程度上来讲，某些学者批判信访制度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并不是正确，真正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性的正是今日司法本身的不公，如果司法能真正做到公正，我想“上法院”而非上访才是人们的首要之选[22]当然，导致司法不公并非全是其自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上的弊端。
　　第四，维护表达权和抗议权等基本公民权利，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一个正常的人收到了伤害，难免会有情绪，这种情绪需要表达甚至宣泄，在政治文明比较成熟的国家，议会、总统府甚至重要广场前总会不断有人表示示威或者抗议，而这并不会干扰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秩序。反之如果冤民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正当的向公众表达不满情绪甚至对政府某种做法的抗议，以提醒政府关注、重视他们的诉求，他们也就用不着转向采用过激行为。事实上，现在出现的大量访民采取自杀、群体性与政府对抗等过激的行为，正是由于诉求得不到重视与关注，而采取的博命之举。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无序、非理性的行为的出现，而将之纳入法律的轨道中来，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第五，进一步落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尽管不少专家学者从新权威主义的立场对中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民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关注上访群体的经验却使我坚信这一判断，也许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偶而勉强可以靠精英集权实现“良政”，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缺乏民主就不会有底层人民的权利保障。[23]如同国家信访局局长的表态，“上访群众反映的80％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基层官员对于公民合法诉求惊人的漠视。而正像当年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民主是走出历史循环唯一的出路。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不需要照搬美国式或者西方式的民主，其实只要公民不论贫穷贵贱都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坐下来把问题摆到台面上协商不同利益诉求的，用选票对自己的上级官员任免的构成制约并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表态，那么我们的民主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仅仅靠官管官，是管不过来的。应该使选举类官员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他所在行政区域的民意，应该相信人民群众。这样一来，通过制度性的权力和责任下移，使得地方都有自己良好的议会、行政、司法运作机制，民众在自己的地区就有良好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因此也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于它所发生的行政区内。[24]我国现有的农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效与发展，今后应该将基层的民主扩展到乡镇、县市、各省。通过民主选举等方式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减少各类非正常的上访事件发生，从而将矛盾消除在基层的萌芽状态。
第六，大力发展网络信访。网络信访的出现，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更加方便、低成本、快捷的监督渠道。大力发展网络信访一来可以大大减轻集体上访所带来的大量人员进京的压力；二来，可以实现信访的低成本。现在各地为了减轻来自中央的批评，对本地人员上访作了很多强制性的限制，很多举措甚至严重威胁了上访人员的人身安全，网络信访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三来，可以实现信访的快捷、顺畅，由于地方的自我保护主义，很多问题在地方信访得不到重视，往往要中央的介入才能得到处理，这也是大量访民上京的原因，网络信访可以打破地方对上访信息的垄断，从而使得下情得以上达。另外，网络的快捷性也有利于在第一时间内对上访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几起腐败大案，都是先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引起中央的重视而得到处理的。

[1]茹继田：《改革信访制度的设想》，南方周末2004年10月14日版。
[2]见新修订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
[3]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中外法学 200402
[4]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5]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6]如陈柏峰在《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一文中就认为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明。
[7]苏力：《送法下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8]强世功：《法制与治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论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的立法完善
　　　　　　　　　　　　　　　　　　－－以海峡两岸法律制度比较为视角

　　内容提要: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继承法都确立了遗赠制度，对遗赠人和受遗赠人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相对而言，我国台湾地区遗赠主体制度内容较为全面。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和世界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扩大遗赠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范围、建立遗赠义务人制度、增设转遗赠、替补遗赠和后位遗赠制度等，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大陆地区的《继承法》。


我国《继承法》颁布于1985年并实施至今，由于受当时立法技术等诸多局限，不仅在内容上比较原则与简略，而且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尤其是遗赠制度（包括遗赠主体制度）方面，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益的需要，亟待修订与完善。相形之下，我国台湾地区的遗赠主体制度较为完善，我们有必要吸收台湾地区有益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进行补充与修订。
　　一、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遗赠的主体。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6条第3款的规定，遗赠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遗赠人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或集体组织、国家。法定继承人不得作为受遗赠人。
　　第二，关于受遗赠权的代理行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法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行使受遗赠权，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法定代理人一般不得代理被代理人放弃受遗赠权。如有明显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则应认定其代理行为无效。此外，《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对“转遗赠”问题作出了规定，即“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人”。
　　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遗赠主体制度的主要内容
　　现行台湾地区“民法”第五编第三章“遗嘱”的主要内容包括遗嘱通则、方式、效力、执行、撤回和特留分六节，共83条。其中包括了遗赠制度，并将遗赠作为遗嘱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方式、效力、执行和撤回规则等均适用遗嘱的相关规则。其中有关遗赠主体法律制度的内容有：
　　（一）遗赠人
　　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1186条的规定，遗赠人（即遗嘱人）必须具有遗嘱能力。凡是没有遗嘱能力的人不得进行遗赠行为。据此，只要是具有遗嘱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作为遗赠人。
　　（二）受遗赠人
　　在遗赠法律关系中，受遗赠人是根据遗嘱人所立遗嘱而有权获得遗嘱中指定财产利益的人。
　　受遗赠人须具备的条件有：第一，须为遗嘱发生效力时尚生存的人；第二，须未丧失受遗赠权。如受遗赠人因发生某种违法行为而丧失受遗赠权的，则遗赠对其不发生效力。
　　在继承开始时，凡是具有权利能力的人，除受遗赠缺格者（即依法丧失受遗赠权者）外，均可以为受遗赠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国家均可以成为受遗赠人。在我国台湾地区，受遗赠人范围既包括继承人，也包括继承人以外的人。在不违反特留份规定的前提下，继承人除依遗嘱而享有指定应继份的继承权外，还可以接受遗赠。
　　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的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在遗赠人死亡时视为已经出生的，也可以被指定为受遗赠人。
　　（三）遗赠义务人
　　1．一般遗赠关系的遗赠义务人。遗赠义务人是指具有履行遗赠义务的人。在台湾地区，遗赠义务人一般是继承人。在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则为遗嘱执行人。在无人承认继承时，则为遗产管理人。不论是遗赠义务人，遗嘱执行人还是遗产管理人，他们均负有履行遗赠交付遗赠物的义务。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15条规定：“遗嘱执行人有管理遗产，并为执行上必要行为之职务。遗嘱执行人因前项职务所生之行为，视为继承人之代理”。史尚宽先生的解释，遗赠义务人虽然原则上为继承人，如有遗嘱执行人因其视为继承人的代理人，并于其执行职务中继承人不得处分与遗嘱有关的遗产，遗嘱执行人亦为遗赠义务人。“在无人承认之继承，遗产管理人有交付遗赠物之职务，其职务上行为视为继承人之代理，于有继承人承认继承时，其承认前所为，亦为遗赠义务人”。{1}517因此，在遗产继承中，遗产管理人被视为被继承人（遗嘱人）的信托受托人，他理所当然是遗赠义务人。
　　当遗赠义务人在遗嘱人死亡时已不生存或丧失继承权或抛弃继承权的，除遗嘱人另有意思外，对于遗赠的效力不产生影响。此时由因遗赠义务人空缺而直接受益的人作为遗赠义务人，负担遗赠义务。{1}518当在继承人有数人时，除遗嘱另有指定外，他们共同为遗赠义务人。
　　2．附负担遗赠的遗赠义务人。首先，在附负担的遗赠中，受遗赠人为负担履行义务人。如果受遗赠人在遗赠发生效力后未履行法定义务前死亡时，其继承人是否须负履行负担的义务呢？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受遗赠人未进行遗赠的承认或抛弃而死亡时，其继承人可以在自己的继承权范围内进行承认或抛弃。受遗赠人的继承人如承认遗赠者，则于其应继份的范围内负履行负担的义务。如果受遗赠人已承认遗赠但在未履行负担前死亡时，则由承认继承的继承人负履行负担的义务。{1}508-509 {2}364其次，对于何人有权请求受遗赠人或其继承人履行遗赠的负担，台湾地区“民法”没有明文规定。在解释上认为，遗嘱人于遗嘱中有指定履行请求权人的，应依遗嘱的指定；遗嘱没有具体指定时，则应由遗嘱人的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以外的受益人等作为负担履行请求权人。如果所附负担是为了公益事业，则负担有关公益的主管机关可以成为负担履行请求权人。
　　（四）替补遗赠和后位遗赠
　　在遗赠关系中，如果第一受遗赠人先于遗赠人死亡或放弃受遗赠或丧失受遗赠权时，该受遗赠人所应继受的财产利益即移给与第二受遗赠人，后者为第二次的受遗赠人，因此称为替补遗赠，也称为补充遗赠。而后位遗赠，也称为后继遗赠，是指第一受遗赠人所受的遗赠利益，因某种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届至，应移转于第二受遗赠人的遗赠。后者亦为第二次的受遗赠人。他无须于遗嘱发生效力时存在，只要在该条件成就或该期限届至时存在即可。目前，这两类遗赠在台湾地区“民法”中并没有规定。在学理上，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教授等人研究认为，从尊重遗赠人意志的立场出发，应当在立法上承认之。{2}346-347
　　三、海峡两岸遗赠主体制度之比较
　　（一）海峡两岸遗赠主体制度的相同点
　　1．有关遗赠主体资格要件方面。大陆与台湾地区均规定遗嘱人须具有遗嘱能力，无遗嘱能力人视为主体不合格。凡是无遗嘱能力人所立的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所涉遗赠内容也就随之归于无效。同时，大陆与台湾地区立法均要求受遗赠人须为遗嘱发生效力时尚生存的人。如果受遗赠人于遗嘱发生效力前死亡的，则该遗赠不发生效力。
　　2．有关转遗赠、替补遗赠和后位遗赠制度方面。大陆与台湾地区立法目前对转遗赠、替补遗赠和后位遗赠制度均没有作出规定，使问题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所不同的是，大陆地区的司法解释对转遗赠问题作出了规定，但该问题在立法层面上仍处于缺失状态。
　　3．有关遗赠不适用代位继承的规定。大陆与台湾地区均要求受遗赠人须于继承开始时尚存在，因此，遗赠不适用代位继承的规定。
　　（二）海峡两岸遗赠主体制度的不同点
　　1．大陆地区的遗赠与遗嘱继承相对，是指遗嘱人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包括其他自然人、集体组织和国家）通过遗嘱实施的赠与行为。受遗赠人限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台湾地区的遗赠并不要求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法定继承人也可以成为受遗赠人。这是海峡两岸遗赠法律制度的最大区别。
　　2．台湾地区规定了遗赠义务人制度，而大陆地区《继承法》中的遗赠制度内容相对比较简要，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处于缺失状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遗赠主体制度相对比较具体，受遗赠人的范围比较广泛，特别是遗赠义务人制度的内容较为完善，同时，台湾地区学界有关替补遗赠和后位遗赠制度应在立法上予以确认的观点，法理依据充分，在执行上具有可行性，对尊重遗赠人的意思自治和保护受遗赠人的权益十分有利，这些都值得大陆地区在修订遗赠主体法律制度时参考。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地区将法定继承人也纳入受遗赠人的范围，主体范围过大，与大陆地区实行“主体划分论”的立法模式有明显区别，其中之利弊，还需要在学术上深入分析比较和研究。这将在第四个问题中具体分析。
　　四、完善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之构想
　　（一）大陆地区遗赠法律关系主体制度存在的不足
　　目前，我国遗赠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相关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没有规定转遗赠制度。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继承法》对于在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在表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之前死亡的，其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权利是否可以转归其法定继承人享有没有作出规定。
　　2．遗赠义务人的立法呈空白状态。即关于遗赠义务人的产生方式及其义务内容等没有具体规定。
　　3．没有规定替补遗赠和后位遗赠制度。依照我国现行立法，在法定继承情况下，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依法可以代位继承，但在遗赠情形下，受遗赠人先于遗赠人死亡的，则遗赠归于无效。即使遗赠人已有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受遗赠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也不能获得该遗赠财产，这不利于保护遗赠人自己处分自己身后财产的自由。同时，后位遗赠制度的缺失，对于保护再婚当事人特别是生存配偶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居住权十分不利。
　　（二）完善我国大陆地区遗赠主体制度的若干建议
　　1．进一步明确遗赠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范围
　　一是规定受遗赠人的继承人可以成为遗赠的转继承人。二是将遗赠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纳入受遗赠人的范围；三是遗赠公证人、见证人及其配偶或其他直系血亲不得作为受遗赠人；四是将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和遗嘱执行人等纳入遗赠义务人的范围。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阐述：
　　第一，代位遗赠和转遗赠问题。关于代位遗赠和转遗赠问题我国《继承法》均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大清民律草案》第1516条曾经规定：“……受遗人在未承认以前死亡，其继承人有承认或抛弃遗赠之权”。《日本民法典》第988条规定：“受遗赠人未为遗赠的承认或放弃而死亡时，其继承人得在自己继承权的范围内为承认或放弃。但遗嘱人在其遗嘱中已表示特别的意思时，从其意思”。《德国民法典》第2180条第3款和1952条第1、 3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德国、日本的立法例中，转遗赠与转继承所适用的法理是统一的。{1}555当然，笔者并不赞成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位遗赠问题，而是建议继续坚持《继承法》第27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1]并参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1201条的规定，明确规定“受遗赠人于遗嘱发生效力前死亡的，其遗赠不发生效力”。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在继承开始后，无论受遗赠人承认或抛弃遗赠，在法律上均已经因为遗赠人死亡和遗嘱而享有受遗赠的现实的权利。这时，如果受遗赠人承认或抛弃这一权利，则仅仅是针对已经取得的受遗赠权的确认或抛弃，因此，在法律上不应当剥夺受遗赠人的承认或抛弃权，同时也应当承认受遗赠人的法定继承人的“转遗赠权”。
　　长期以来，我国继承法理论认为，受遗赠人死亡后，并不产生遗赠财产由受遗赠人的继承人承受的问题，即既不会发生代位遗赠，也不会发生转遗赠问题。理由在于受遗赠人的受遗赠权只能由受遗赠人自己享有而不得转让。这一理论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是不同的。{3}690而事实上，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转遗赠问题已做出了初步的规定，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有了这方面的审判实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的规定，在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可以直接转移给其继承人享有。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确认。笔者建议：在修订我国《继承法》时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者，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归其继承人享有。当遗赠人在遗嘱中对遗赠作出特别的意思表示的，应从其意思。即遗赠人可以在遗嘱中指定受遗赠人死亡后，由受遗赠人的继承人或者他人接受遗赠。{4}346当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知道自己受遗赠，并从其知道自己受遗赠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接受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但还没有实际接受遗赠即死亡的，其生前如果在遗嘱中有明确指定转遗赠人的，则其指定的继承人享有转遗赠权。{5}165但是，如果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由于其不知道受遗赠，也尚未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这时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立法宗旨和保护公民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原则，从尊重遗赠人的意愿和保护受遗赠人及其继承人利益出发，应当确认转遗赠的效力，该项权利应转归死亡的受遗赠人的继承人享有。这些都有待于未来在修订《继承法》时予以确认。
　　第二，关于受遗赠人的范围问题。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6条第3款的规定，受遗赠人只能是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人不能作为受遗赠人。对于受遗赠人的范围是否应当扩大到继承人，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赞成受遗赠人的范围应当扩大到法定继承人。如陈苇教授等认为不宜限制受遗赠人须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6}402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以所指定的遗产继受人是否为法定继承人来区分遗嘱继承和遗赠是可取的。郭明瑞、张平华、刘春茂教授等主张受遗赠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国家、集体和自然人，其对遗产所继受只能是积极的财产利益，并不负担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仅仅是在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清偿了遗产债务后取得受遗赠财产（在遗产有剩余情况下）。主张我国未来《继承法》应坚持以继受遗产的内容和继受人与遗赠人的关系为双重标准来区分遗嘱继承与遗赠。{7}136{4}319{8}365梁慧星教授起草的《继承法修改草案》和杨立新、杨震教授主持起草的《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中都坚持了我国《继承法》“主体划分论”的立法模式。笔者也赞成我国《继承法》现行规定，主张不宜再“创造”新的模式，以免造成认识上和执行上的混乱。并且笔者还认为，现行《继承法》对遗嘱继承人与受遗赠人主体范围的划分很科学合理，在实践中执行得比较顺畅，不会造成混乱。因此，应当坚持现有规定，即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不能作为遗嘱继承人，而法定继承人也不能作为受遗赠人。遗嘱继承人限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其对遗产的继受属于权利义务的概括继受，遗嘱继承人须承担清偿遗产债务的义务，且在清偿债务、执行遗赠之后，如果遗产还有剩余，遗嘱继承人才能继承遗产。当然，遗嘱继承人对其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仅以其所接受的积极财产的价值或数额为限。这也符合我国《继承法》的立法精神。这样规定，对于梳理和明晰不同的继承法律关系，增强遗产执行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2．建立遗赠义务人制度。建议借鉴台湾地区立法建议，在我国《继承法》中也设立遗赠义务人制度，明确规定：第一，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均不得作为遗赠义务人。第二，由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负责履行遗赠义务。如果遗赠人既没有继承人，也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时，经受遗赠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作为遗赠义务人。因为在遗产继承中，遗产管理人通常被视为遗嘱人（遗赠人）的信托受托人，他自然可以担任遗赠义务人。第三，遗赠义务人的主要职责是：（1）全面清点遗产，编制遗产清单。即查明遗产的名称、数量、地点、价值等状况；编制遗产清单，明确遗嘱人以遗嘱处分的遗产的范围。（2）清结遗嘱人生前的债权和债务，管理和保护遗产。（3）严格执行遗嘱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召集全体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公开遗嘱内容，并对有关遗产的情况作出说明；二是按照遗嘱内容要求分配遗产，执行遗赠，即将遗产最终转移给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4）报告遗赠执行情况。遗赠执行完毕，遗赠义务人应向继承人等利害关系人报告遗赠执行的情况。属于人民法院指定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遗赠义务人在遗嘱人死亡时已不生存或丧失继承权或抛弃继承权的，除遗嘱人另有意思外，对于遗赠的效力不产生影响。此时由因遗赠义务人空缺而直接受益的人作为遗赠义务人，负担遗赠义务。{1}518当在继承人有数人时，除遗嘱另有指定外，他们共同为遗赠义务人。